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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新时代的全球价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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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宗教教义的思想精华、西方的“世界主义”传统、近代的“共同体”理念和国际组织及机制的有益探索，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渊源与实践经验。而西方传统国际治理手段的失范、全人类的时代需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变，则为中国切实扩大参与世界事务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国力不断壮大，已基本具备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能力，理应顺乎历史趋势。在此情形下，中国当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应对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世界史上诸多优秀文化与近代以来的相关国际组织或共同体经验的继承、弘扬与拓展。其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走向成熟。作为中国新时代的外交指导思想，这一理念的本质内涵在于科学解答了“中国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如何帮助建设这个世界，国家之间应该如何相处，面对全球性问题该怎么办，以及如何探索人类发展未来”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时代课题。其基本原则是“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11］放眼未来，这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之大局，意义不可估量。

二、有别西方：国际霸权模式的替代方案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传统现实主义流派强调权力政治的作用，认为大国主要追求权力与利益，其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争夺。它们追求绝对安全，与其他正在发展的竞争性大国很难建立起信任感，因此大国间时常发生冲突。［12］“修昔底德陷阱”①公元前5世纪雅典和斯巴达多次发生争霸战争，在经历长达30年的战争之后，双方最终两败俱伤而逐渐走向衰亡。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探讨战争原因时总结道：“导致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对斯巴达造成的焦虑与恐惧。”是其中一个常用术语，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基于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相关论断提出的关于国际秩序中的新旧大国关系矛盾的一个历史规律性假设，即一个新大国的崛起必然要对现存大国的国际地位构成挑战，而现存大国因为感受到威胁与焦虑，也必然以实力来回应，于是战争不可避免。由于近代以来类似的大国冲突已发生十多起，它几乎被西方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

这套说辞建立在西方诸帝国的近代扩张史实之上，而中国实际情形与文化特质却全然不同，显然也并不适用。改革开放以来，在多数国家深切感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诸多好处与红利的同时，美国一些政客与学者却刻意套用上述说辞，渲染中国崛起是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威胁。他们不断抛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谬论，在国际社会混淆视听，制造不和谐因素。如著有《中美即将到来的战争：关于台湾问题的冲突历程》的学者特德·盖伦·卡彭特、美国前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与前太平洋司令部日裔司令哈里·哈里斯等鹰派人士，都主张强硬遏华。不少人甚至认为中美关系未来必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约翰·J·米尔斯海默很早就主张，中国的发展将对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形成严重挑战。［13］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畅销作《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14］公然质疑中国致力于“和平崛起”的能力，认为随着中国的持续强大和美国无法容忍地感受到绝对霸权所受到的“挑战”，中美双方即便不愿开战，也必将走向冲突。这在西方学术界与政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由于文化传统与习惯使然，我们一贯喜欢在外交战略与政策上强调“中国特色”，某些西方学者竟也据此质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机，指责中国是为了“寻求最终重建传统的朝贡体系”。［15］

这些涉华负面言论不光盛行西方，也有着相当的世界市场，甚至引起了不少非西方国家人士的忧心与疑虑。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中国的未来走向及外交政策演变，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如德国学者马克西米利安·梅耶接连指出，“核心问题是中国产生的经济影响力将如何改变全球政治格局？中国将成为哪种强国？中国建立新秩序的雄心限度是什么？中国系统地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的尝试，会产生哪些制度性和规范性后果？”［16］显然，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许多国家的政要、学者甚至百姓都在设法探寻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