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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国际理念融入世界抑或重启天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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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的思路具有新颖性。但由上可知，从基本思路上讲，他并未彻底跳出民族国家的思考套路，也没有成功将中国置于民族国家体系之外，因此就很难将中国设定在一个跳出民族国家三界外，不在国际秩序中的、独一无二的特殊国家。没有跳出民族国家思考套路，可以从他设定的实力论证进路上得到确证；没有成功将中国置于民族国家体系之外，是因为他不过是想以激活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以展现中国在民族国家体系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一种争夺民族国家体系的国际领导权的策略，而不是尝试彻底挣脱这一体系的努力。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从来不是一个抽象和整全的存在，而是差异性极大的不同国家的集合名词。以抽象的“中国”概念与抽象的“西方”概念作为比较对象，也是令人质疑的做法。

二、无国家、国际的“天下”？

可以循两个思路进一步分析赵汀阳的主张。一方面，可以从方法视角看问题。确实，“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的区分只是一个哲学的区分，而不是一个政治学的区分。在哲学的区分上，主观载体与客观结构之间是可以做出清晰分离的。因此，将世界作为对象的认知与内在于世界之中的思考，确实是两种类型的思考。在政治学视野中，不从世界去思考世界则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思考进路，因为那缺乏政治学所必要的现实性条件。思考世界，就必须有一个世界支撑。即如赵汀阳所论，西方国家是将国家/国际视为“世界”，这就将世界虚化了；而中国的“天下”，才真正是超出民族国家限制的“世界”。这样的区分，实际上是在“世界”的真实性程度上的区分，而不是在“世界”的有无上做出的区分。可见，在政治学上讲，任何国家针对“世界”设计的政治秩序，只会遭遇对这个世界的真假质疑，而不会遇到对这个世界的有无评断。因此，并不存在唯独只有中国才能够“从世界去思考”世界的独异性，而西方国家只能在“世界”之外去思考“世界”的问题。因为西方国家显然属于“世界”之内，从不处于“世界”之外。如果一定要说中国与西方相关的思考存在什么差异性的话，可以说中国不是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切入世界思考，而是从“天下”视角切入；因循习惯性说法的“西方国家”则是从民族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视角切入，而不从一个没有切实载体的虚拟政治体出发去设想相关秩序。如果说两者都存在某种论证困难的话，那就是中国需要坐实相关思考的现实政治载体，从自己是一个民族国家出发，而不是超民族国家出发思考相关问题；而西方需要坐实相关思考的超国家主体，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国家或国家间(国际)关系处理世界秩序建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等价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中国优价于西方的问题。

在赵汀阳看来，问题并非如此。由于他认定西方仅盯着国家与国际关系，因此先天地缺乏“世界”眼光，而中国却以悠久的“天下”传统，恰好弥补西方人的思考缺失。因此，他判定西方人缺乏世界理念所设计出的国际秩序，并不能真正为“世界”供给秩序，只有天下理论才足以构成“任何可能的世界制度的形而上学”(9)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页。。这构成了他关于“世界制度哲学”之“天下体系”论断两个紧密关联的部分。

先看他所断定的、业已归于失败的西方国家的国家/国际秩序设想。对这一点的论证，赵汀阳给出的是两个相关论域：一是在理论上，西方国家凸显的现代国家与国际关系秩序，是遗失掉“世界”的一种秩序。二是在实践上，西方国家确确实实失于建构世界秩序。从总体上看，他强调指出，作为现代性最重要特征之一的民族国家体系，在基本价值观上不过是“个人—主体”及其“更大单位”的“民族”“国家”而已。因此，人们熟稔于心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或个人权利、民族国家主权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关系，不过是都有独立意义的存在形式(个人或国家)而已，其思维模式也就围绕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展开。如果一个民族国家足够强大，它就会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中间不存在避免危险和毁灭的适度设计。也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危险性，所以公正、规则、法律、权利、权力、秩序、对话和合作才成为当今世界的关键问题。(10)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62页。这就将“世界”排除在外。或者，仅仅将“世界”视为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如此就很难真正处置世界秩序问题。“就西方主流思想而言，民族/国家是人们更喜欢的概念，人们在思考到世界问题时仍然是以国家为最大单位的独立单位去计算的，因此，所谓世界问题就只不过是‘国际问题’而不是以世界为单位的世界整体问题。西方的这种主流思维在实践上表现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或国际契约，在理论上则典型地表现为康德-罗尔斯观点。”(11)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