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国际理念融入世界抑或重启天下(11)_母婴世界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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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国际理念融入世界抑或重启天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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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三个条件就更难满足。因为像中国这类从文明形态的古代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度并非多数，环顾今日世界，多数国度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定型为民族国家形态。尽管人们在争辩，基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不是唯一的国家形式，(32)宋念申在论及西方学者关于国家形态的言说时争辩道，民族国家不过只有三百多年时间，可能历史远为漫长的东亚国家会展现不同于民族国家形式，且具有其历史连续性的国家形态。宋念申：《发现东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第87—88页。其他国家形式是否可以呈现其现代形态。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国家形态是当今世界绝对主流的国家形式。任何一个国家与别的国家打交道，都需要在承诺民族国家的主权基础上，展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往来。而且，不管是诉诸战争还是和平手段处理国家间关系，它们之间一定是在主权得到承认与尊重的基础上处理这两类国家事务的。如果一个国家试图以主权之外的不明身份与别的国家打交道，不但自己搞不清楚是以何种名头处理双边或多边关系，而且究竟基于什么目的、当采取什么手段来处置相互关系，可能都会陷入迷茫。因此，不管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曾经以何种超民族国家的形式运行过，当下也必须练习以民族国家的身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打交道。如果不是这样，世界其他国家也不知道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也许，中国外交在国际社会采取的某些有待矫正的举措，恰恰是因为没有坐实在民族国家平台上造成的紊乱。(33)任剑涛：《道义理想主义——中国外交的政治逻辑》，《党政论坛》2020年第2期。

第四个条件的满足具有商议余地。所谓商议余地，是因为赵汀阳对现行国际体系弊端的指陈，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确实，基于国家/国际体系的当今世界，尽管以真实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但确实是各怀鬼胎、利欲熏心、恶性竞争、秩序难保。不过，这个体系是不是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因此在一个时期内必须由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取而代之呢？这恐怕是一个很难获得肯定答案的提问。如果假设规模如此庞大的全球政治世界很难建构一种消弭所有缺陷的体系的话，那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否还能接受某种体系的安排，就成为人们判断这一体系是否寿终正寝的基本理由。一方面，可以说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那些处在边缘地位的发展中与欠发展国家，对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有诸多不满。即便是发达国家，也对目前的国际体系抱怨不已，发愿改造这一国际体系。但另一方面，似乎谁也没有提出一个足以替代这一体系的新方案，更未能展现一个足以取代这一体系的新体系轮廓。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一体系自17世纪推向全球以来，在理论上是最成熟、在实践上是最可行的世界制度。赵汀阳所倡导的天下体系，在理论上值得肯定，在实践上可以期许。但同时，他在理论上对国家/国际体系的挑战尚待证成，至于其实践效用如何，远未可知。

自然不是说天下体系还无以取代国家/国际体系，就没有必要在理论上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天下体系确实具有在理论与实践上激活的价值。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体现，也是因为国家/国际体系需要不同参照系，才具有改进的想象空间。由于天下体系是在矫正国家/国际体系弊端、甚至取而代之的比较模式中得到陈述的，因此，两者不可避免地处在一个优劣比较的框架之中。赵汀阳当然对此有充分的自觉。但他将天下体系置于一个绝对高于和优于国家/国际体系的地位上，就有可能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他的预设结论。他所预设的中国比西方高明的先定结论，一方面无法谨慎审度国家/国际体系的优劣短长，另一方面也无法对两者进行比较公正的比较。如前所述，赵汀阳的比较正是在现实的层面上否定了国家/国际体系可取之处后，在理想的层面上推出“天下体系”的世界制度哲学。他的否定，将国家/国际体系的现实运作连带理想设计全盘否定了，反过来将天下体系不如人意的东西悉数切割，将其纯化为最值得期待的世界体系。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赵汀阳对国家/国际体系的政治哲学建构和重建的否定性批判，有时完全是基于自己的对峙性立场做出的缺乏善意的指责。仅举一例，他对康德的继承者罗尔斯在《万民法》中确立的国际关系原则，便以“非常阴险和危险”加以定位。它认定罗尔斯旨在否定国际正义原则，重在伸张“人权高于主权”的帝国主义理念。这是对罗尔斯的刻意曲解。如果稍稍站在同情理解的立场上可知，罗尔斯此说恰恰是承认了自由民主国家与合宜的等级制国家正常相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是想超越国家定位而以“人民社会”理念来处置国家间关系。“自由人民与国家间的一个差异，在于正义自由人民将自己的基本利益限于合理性要求的范围内。反之，国家利益的内容不容其稳定于正当理由上面：这也就是不容其坚决接受并奉行正义的万民法。”(34)罗尔斯：《万民法·公共理性新探》，张晓辉，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32页。由于民族国家间的主权区隔，一个立宪民主国家并不具有随意干预另一个民族国家的常备理由，更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推翻一个合宜的非立宪民主国家。同时，如果一个国家陷入公认的人道灾难或政治谋害的境地，而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竟然可以以主权为由，视而不见，那便是咄咄怪事。因此，在常态意义上，立宪民主国家与合宜的等级制国家如何相处，就成为超逾国家之上的人民以正义相待的问题。其间，或许存在赵汀阳指责的西方国家不以正义对待非西方国家的意味。但反过来说，如果以西方国家的特定正义观对待后者，那岂不是更夯实了干预的理由。以“阴险”加“危险”来看待这样的主张，有些过甚其词了。这也许是赵汀阳设定了天下体系与国家/国际体系两者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先定立场必然借用的严厉辞藻。如果他显得更为平和、理性与公正一些，他对国家/国际体系的批判不至于那么不容情理；而对天下体系的推崇，也就不至于那么志存高远，远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