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政治现象学视角的劳动论题何以可能何以(3)_母婴世界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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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政治现象学视角的劳动论题何以可能何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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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伦特的“劳动论题”的整体样态何以可能？

阿伦特在回顾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的“劳动观”，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及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人”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劳动论题。总体而言，阿伦特对“劳动”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同时，阿伦特不相信“劳动解放”的逻辑，这反映阿伦特在劳动论题上的审慎态度，而这种态度主要基于阿伦特劳动论题的特殊背景，以及服从其政治理论体系的需要。

阿伦特指出，从词源的角度，劳动一词本身含有“辛苦、操劳、折磨”之意，在古代，劳动始终是“服从于生命必需性”，处于被蔑视的“奴性”地位。古代社会往往忽略了对劳动和工作做出明确的区分。以古代社会的工匠（手艺人）和奴隶（驯畜、战利品）为例，二者的活动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工作（ergazesthai）的双手”，后者侧重于“劳动（ponein）的身体”，即用自己的身体工作。劳动和工作似乎有着更多相通之处，尤其在语言学看来，劳动和工作可以当作同义词。

然而，实际上劳动和工作是有差别的，前者意指维持生命必需，后者则多含“目的或手段”之意，其中的差别在古代却被忽略了。在古代社会，人们对劳动是不屑一顾的，劳动仅在于为了满足最低级的生命需求，归根结底，劳动是“奴役性”的，特属于奴隶（动物性的人）的活动，在此意义上，奴隶制得以存在，“以致亚里士多德把农夫和雕刻家的职业看成最卑贱的，‘对人体最有害的’”［11］(P62)。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即“政治的存在”和“能言说的存在”［12］(P8)，而非“劳动的动物”，这也反映了对劳动的蔑视。虽然后来的城邦生活要求公民将更多的闲暇时间投入类似于可以在广场开展自由辩论之类的政治活动，但是，在早期政治风俗中（城市国家发展前），人们始终将奴隶视为战利品、劳动动物，奴隶服役于主人，对奴隶而言，根本不存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奴隶更不可能以公民的身份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共活动。

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在“钱生钱、权力生权力”的社会背景下，“劳动”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阿伦特坦言：“劳动突然从最低级、最卑贱的地位上升到最高级、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最受尊敬的地位，这种变化始于洛克发现劳动是一切财产之源，接着亚当·斯密断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最后在马克思的‘劳动体系’中达到了顶点，在那里劳动变成了全部生产力的源泉和人性的真正表现。”［11］(P73-74)阿伦特接受了古代社会对“劳动”的贬低态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对劳动的看法——劳动本质上是“奴役性”的，转而批判和否定现代社会给予“劳动”的赞美和高级地位，认为从“劳动”呈现出的种种迹象中并不能得出“劳动创造人”的观点。相反，劳动使得人受制于生命必然性的制约，劳动也无法确证人的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特性，在此意义上，阿伦特批判了马克思的“劳动”观。

阿伦特认为，人类的基本活动包括劳动（labour)、工作(work）、行动（action）三种样态，在对它们的现象学区分中，劳动对应于人的生命必需性，工作对应于人造物或制作的世界，行动对应于多样性的人之条件，且是政治的先决条件。劳动、工作是功利性的活动，并不能创造展现的空间（公共空间），惟有行动才能创造展现的空间。劳动最初是属于绝对私人的持有物，是服从于纯粹的生命必然性的日复一日的无情重复，劳动是被迫的、痛苦的、易消耗的、转瞬即逝的。劳动阻碍了人的行动，以及人的理性的实现，“劳动”呈现的世界恰恰是“无世界性”的，即“唯一与这种无世界的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痛苦中丧失世界的经验严格一致的活动，是劳动。在劳动中人尽管也活动着，却被抛回到自身，除了关心他自己的活着之外什么也不关心，人完全被囚禁在他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中，甚至无法让自己超越或摆脱自身机能的循环运作”［11］(P82)。无论是维持人的自身生命而进行的劳动，还是保证物种的生命延续而进行的劳动，对于人类生命而言都是艰辛的、痛苦的和外在强加的，无益于公共领域的恢复，无益于世界公共性。

阿伦特进一步指出：“劳动动物的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善功’活动中发现的，即它的内在对世界公共性的主动逃离。劳动动物禁闭在他自己身体的私人性当中，被需求的满足牢牢捕获，这些需求是他无法与他人分享和真正交流的，就此而言，他不是逃离世界的，而是被抛出世界的。”［11］(P85)可以看出，阿伦特力图摆脱生活在劳动的社会，希冀建立一个有家园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真正的世界和生活属于人（理性的、能言说、能行动），生命的真实性能够得到真正的彰显。阿伦特并不相信劳动解放的逻辑，反而担忧劳动解放会使人再次陷入危险，在阿伦特看来，“劳动解放”并不能使人摆脱必然性的束缚，“现代劳动解放的危险是，它不仅不能把所有人都带入一个自由的时代，而且相反，它第一次迫使全体人类都处于必然性之轭下”［11］(P93)。尽管现代科学技术有了飞速发展，生产工具、器械等有了极大改进，一定程度上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然而，在现代性处境下，现代人仍旧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服从于必需性、受制于必然性”这一事实，且现代劳动者的自由和尊严仍处于失落状态。如果人们不能意识到自己被“必然性的强制”所支配，那么，就不可能获得自由解放的动力。现代的劳动解放并非意味着自由的进步，也无法使人摆脱生活在“劳动动物”社会的危险，相反，它会使人陷入另一种新的暴力中——消费社会，而这将是另一种灾难和毁灭，会导致“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对象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11］(P95)，“劳动—消费”的双重奴役将会使人进一步深陷被奴役的必然性中。